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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语
从辞职体风行谈起
作者:杨光  发布日期:2015-09-01  点击数:3942 次

 

中国距离“万众创新”还有多远?
当创新与创业热潮席卷华夏时,我一方面很是期待,一方面又颇为担忧。
一件看起来的好事,在中国要真的成为好事,是需要一些前提的。人生其实有两大学问:一个是分寸,一个是时机。而就时机来说,中国显然到了必须万众创新的临界点,不然中国在吃尽人口红利之后,就会从此掉队沉沦。
但是,中国确实到了能够万众创新的临爆点吗?至少不像看起来那么乐观。我仅从三点来窥豹一斑。
 
当我们依然以复制为乐
日前,某位教师仅仅一句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的辞职信,通过网络轰动了全国。轰动的原因,一则是现在各行各业皆不景气,前景渺茫、辞职转行已是涌动在万众心中的现实大潮,因此大家对辞职话题都会共鸣得厉害。二则这封辞职信确实很有创意和情怀。而这两点,也都是国人现在所缺乏的。
因此,问题不在于这封辞职信,而在于万众对这封信的反应。几乎在几个小时后,一直到最近,举国都像留声机一样在各种场合照搬复制这句话,或略加改动以“体”的方式疯狂复制。甚至,连最应不甘人后的广告创意公司,都相继加入到了“复制”大军中。
无独有偶。没几天,一对万众瞩目的艺人,在被万众八卦很久后,忽然在微博上主动而含蓄地说了一句“我们”。于是一切昭然若揭。应该说,在合影下加这么一句图说,很有东方式的创意美,精炼,含蓄,又有明白无误的想象空间。因此,说这条微博有创意,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在于万众对这条微博的反应。
“我们”,就这么一个普通到极致的人称代词,居然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席卷了全中国的电子屏——举国都在晒“我们”。仿佛,直到这对艺人发话,万众国人才忽然想起了这个世界上不止有我自己。
虽然以上都只为闲暇一乐,但我仍想较真而败兴地问:一个全民以复制为乐趣,并席卷了精英阶层且浑然不觉的国度,真到了万众创新的临爆点吗?
创新,是一种意识,一种追求。众所周知,犹太人善于创新。如果他们看到身边谁创新开了个铺子,很火,一定想到的是:“这个人了不起!但我如何能与这个先行者不一样,从而让我自己、这个先行者都能共享创新的乐趣与成果,让全村子更加繁荣?”可我们呢?大概举国都知道这个段子:“那有什么了不起!”于是全村都会义无反顾地跟着开一模一样的铺子,直到创新那家被万众淹没,痛苦而无声无息地死掉!
如今,我们的万众思维真的改变了吗?
 
当我们依然不以山寨为耻
“山寨”这个因中国制造而风行的概念,早已经在全球乃至中国国内声名狼藉,貌似大家都避犹不及,“我们也革命了,可以姓赵了”。但正如鲁迅先生对阿Q精神的尖刻追问:真的断子绝孙了吗?
我所居住的社区,虽谈不上高大上,但也都是过着小康生活的中产阶级。而我刚有了宝宝,因此终于开始留心与妇婴有关的琐事了。
我注意到,当这些中产家庭喜添宝宝时,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,经常带着孩子一起远途飞行。为此,一个能进入机舱而无需托运的可折叠婴儿车,便成了家庭的必需。这时他们面临一个抉择:是“只花”上千元买一个原汁原味的进口品牌车,还是“只花”几百元买一个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的中国山寨车?所谓都是“只花”,是因为对于他们的消费能力而言,其实价格并非天壤之别。
但是,我惊讶地发现,我身边这些中产家庭,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买山寨车。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,得到的答复是:“反正目前用起来真没什么差别,那为什么要买贵的呢?就算过一段坏了,大不了再换一个呗!”
这时,我才意识到,其实我们谈及以上的创新话题,真的有些奢侈了。
因为创新的基础,是对产品品质的追求,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。
我们知道,中国人苦得太久了,饿得太久了,穷得太久了。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发展经济主要是满足我们对物质数量的渴望,是理所当然的。但该阶段如果在我们的内心依然挥之不去,我们可能万众创新吗?如果连具备经济实力、貌似应该转入品质追求的中产阶级,依然热衷于价格而不是品质时,我们可能万众创新吗?如果我们的市场依然是劣币驱逐良币,我们的企业谁愿意“忤逆”市场而“徒然”做创新呢?而没有品质追求的万众创新……1958年,我们都已经领教过了。
我们也知道,近代西方文明的起飞来自工业革命。而工业革命的内在起点,并不是瓦特“发明”蒸汽机,而是英国率先通过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。也就是说,当创新者的利益,得到了最切实的保障时,万众创新才可能真正出现。可是在我们已经颁布知识产权保护法多年之后,我们的“上帝们”至今仍对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不屑一顾。如果退一步说,在不到10块钱的Photoshop软件盗版盘和动辄数千元的正版盘之间,即便是位博士也难免会纠结的话,那么明显在承受范围之内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践踏知识产权,则只能说明一点:没觉悟,远比没能力可怕。
一个国度或组织的整体素质,并不是看舍生取义那一刻,而是看举手之劳那一时。
如今,我们的万众素质真的改变了吗?
 
当我们依然奴性不改……
如果我们再深一层思考,我们的国民性改变了吗?
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刺痛过我们,因为他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惨淡的现实,面对我们国民心中源远流长的奴性。
一个组织或行业要创新,远不像我们决定去看《速度与激情》那么令所有人都亢奋。
尽管我们组织里或行业里的大部分成员,都早已领教了原有机制对我们的束缚,都早已受够了保守势力对我们的压榨,我们也有诸多不满和牢骚,我们也不断畅想彻底改变。但是,如果真的出现了一股改革与创新的力量,真的即将动摇原有那个万恶的根基时,“奇迹”就会一再发生:正是那些被保守、错误机制所虐待的人,反而会跟随守旧势力一起反对变革,反对创新!因为,再痛苦,再悲催,他们都“习惯了”——“只要是能坐稳奴隶的时代”。而创新,虽然带来了希望,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,甚至带来短期的利益受损——而这,恰恰是“万众”所绝不愿意的。于是,他们反而会和守旧者“同仇敌忾”,成为道貌岸然的卫道士,去绞杀创新。
很显然,最近关于出租车领域里的创新,就正在发生这样的事。聆听出租车司机咒骂这个行业,几乎成了我们每天打车出行的必修课。但当滴滴、优步、神州等创新大潮终于汹涌而来强烈冲击这个体制时,这些旧体制的受害者,却并不乐见,更不愿一起参与迫使那个旧有体制做出改变,以适应时代。他们反而去向政府示威,罢运,去抗议甚至恐吓、殴打那些参与创新的力量。就像某些被家暴的妇女,反而会指责义愤者多事,甚至敲诈义愤者。
其实,又何止是出租车行业,我们各自的行业,乃至我们各自的组织里,难道不是多多少少都在上演同样的闹剧吗?
如今,我们的万众奴性真的改变了吗?
我绝不是反对万众创新,而只是希望让大家共同面对那些不经意却很残酷的现实——当前,万众依然对个性创新意兴阑珊,对消费创新缺乏动力,对参与创新更是叶公好龙。我们只有看准了病灶,找对了病根,才能继而做出切实的改变。假以时日,万众创新才会真的来到中国,来到我们身边,进入我们的血液。
来源:中外管理杂志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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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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