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褚时健90岁:40年征服两座“山”的中国第一人
作者:朱丽  发布日期:2018-06-05  点击数:1382 次

编者按

 

22年前,《中外管理》杂志创始人杨沛霆教授带着几十位来自全国的市长走访云南玉溪,并在因盛产“红塔山”而名扬全国的玉溪卷烟厂,见到了时任厂长的褚时健。在1990年代,他带领的玉溪烟厂年创利税近200亿元,这样的税收贡献放在今天也同样为天文数字。同时,褚时健还率先在国内采用了外包管理模式,当时,他认为烟草业的核心能力体现在烟丝上,其他如包装、过滤嘴等等都不重要,因此而大胆外包给了周边的乡镇企业。这让杨教授很受启发,并随后通过《中外管理》把这一模式传播到了千千万万家企业《中外管理》再一次与褚老的缘分,则源于1998年褚老的“出事”。当听说“烟草大王”褚时健身陷囹圄后,杨沛霆教授在吃惊惋惜的同时,又觉得很不是滋味。他认为这样一位有极高威望的企业家陨落,既是个人“悲剧”,也给我们创造了“财富”,那就是一个基于59现象又远不止于59现象的教训总结——杨教授开始写系列文章,呼吁企业家要有自我保护意识而后,广为传颂的褚橙故事,为这段悲情岁月映照出了最绚烂的夕阳20年后,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,也是褚时健创业近40年之际,《中外管理》杂志社社长、总编杨光在中外管理商学院太标书院张永林院长的引荐陪同下,有幸前往褚老在云南玉溪的寓所,亲身感受这位已届90高龄老人的大家风范。对于这位传奇企业家的一生,我们心怀敬意、感慨不尽,同时又备受鼓舞。他不仅征服了又一座事业山峰,更达到了人生“大道至简”的新高境界从“中国烟王”到“中国橙王”,在如同日本“经营之圣”稻盛和夫一样,却在中国前无古人地两次登上人生巅峰后,这位老人却显得平静、淡定。这样厚重的人生历程,有理由让我们重新梳理、深入解读,供读者细细品味。(谢丹丹) 

 

 

2018年劳动节前夕,云南玉溪。过了“云南第一村”的牌坊,不到五分钟《中外管理》一行就到了褚时健所在小区。

这个小区与千千万万的居民小区没有什么区别。干净整洁,在阴天天色衬托下,一切都显得清亮。但又因为褚时健住在这里,而使得每个细节在访客眼中,又都格外特殊。

我们停留在褚老的“别墅”门口,待管家前去通报。等待期间,一个背影出现在旁边幽暗的车库里,似乎在捣鼓一个花盆。后来才知道,那个平凡的背影,就是鼎鼎大名的褚时健。

终于正式“见”到了褚时健,一位已然九旬高龄的耄耋老者。初见时,我们惊喜发现他一米七五的身板,依然惊人的挺直。由于腰部不适,坐下来的褚时健,需要斜靠在被磨得掉皮的皮沙发上。褚时健微笑招手让《中外管理》杂志总编杨光坐在了他身旁。会面开始。

褚时健说话很慢,句与句之间会停顿约两秒钟。但是他的声音却很坚定,气很足,哪怕到了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,也是有力的。聊天间隙,他会摆着手淡淡地说:“现在也糊涂了,不想事情了。”

然而就在一个月前,褚氏庄园旗下另一个新品类——褚柑出炉。这是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继十几年前一手打造了“褚橙”之后,又历经四年时间,开发出来的适合春天上市的水果。褚柑一上市,就被各渠道抢购了几千吨。

相传“褚橙”大卖以后,有人将褚橙的枝条拿走,就发展了上万亩。颇有商业意识的马静芬立刻动了念头:“只有一个褚橙不行。”

如今年事已高的褚时健,似乎还是停不下来。

众所周知的是,他曾经以17年之功将一个濒临破产的地方卷烟小厂打造成为了亚洲第一、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烟草集团后,在一个特有的时代背景下,不幸折戟沉沙,身陷囹圄。

2001年保外就医后,已是74岁的褚时健本该安度晚年。但他却毅然携妻上哀牢山开荒种了橙子。又是17年的默默耕耘,他收获了一个响誉全中国的品牌传奇——“褚橙”的诞生。人们在闲聊之余,吃着橙子,嘴里也嚼着那句颇值得回味的:“人生总有起落,精神终可传承”。前后两个17年,褚时健做成了不同的事业,创造了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身为高龄创业的成功典范,如今他引得无数膜拜者蜂拥而至,拜访取经。然而他却说:“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,我所做的,都是尊重规律,恪守本分。”

知天命,而创大运

1979年,已经51岁的褚时健被派到云南玉溪卷烟厂“救火”。

彼时,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。和玉溪卷烟厂一样的许多地方企业,在经历文革浩劫后迫切需要有能力的带头人,带领大家找到出路。

而文革期间被打成“右派”的褚时健,不仅曾经是玉溪地委的干部,而且还在新平县(位于云南中部偏西南,地处哀牢山)把一家糖厂经营得有声有色,成绩有目共睹。

褚时健被平反以后,玉溪地区副书记找到他,试图说服他重回机关工作。但早已对做企业“有点谱”的褚时健表示了“抗拒”。他说,他更适合去搞企业。“企业赚了钱,才有钱交给国家,县里、省里才有钱花嘛。”

几番回合后,褚时健还是选择了去玉溪卷烟厂。这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弯。

云南有很多地方盛产烟草,但真正堪称“云烟之乡”的,就是玉溪。在玉溪城中有一座山,山上有一座红塔。后来的红塔山集团(前身就是玉溪卷烟厂),正是在褚时健的经营下冉冉飘红,举世闻名。

在褚时健到任之前,玉溪卷烟厂一片凋敝,死气沉沉,生产工艺极其落后,很多工人长期在这里工作都得了气管炎。生产力落后必然拖累生产关系,彼时工厂里人际关系也超乎想象地复杂。可以说,他将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。褚时健一到任,就摆出了一个硬气的姿态:我是来做事的!

那时国企改革步伐开始加快推进。扭转玉溪卷烟厂颓势,势在必行。

在错综复杂、极其难搞的局面下,褚时健启动了一系列改革:通过实施引进现代化卷烟设备,把烟田当作企业的“第一车间”,实行“三合一”(把烟草公司、烟厂、烟草专卖局合并一体)管理体制等重头举措,使沉疴缠身的玉溪卷烟厂走上了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。

尤其是,作为当时的决策者,褚时健以少有的胆量和气魄到国外买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,持续几次大规模技术改造,并且在国内创新出外包经营思路,使破旧的小厂在生产规模、技术工艺水平、产品质量上均跨上新的台阶,而使得“红塔山”在1988年时已成为最走俏的卷烟产品,而玉溪卷烟厂也一跃成为国内卷烟业老大。

通过以质取胜,让褚时健体验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市场竞争,并影响了他一生。

他对玉溪卷烟厂的改革历经一路波折到1990年代中期,硬生生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小烟厂,发展成为最高峰时年产量近90万箱、亚洲第一的大型烟草企业,与555、万宝路等洋烟抗衡。《中外管理》创始人杨沛霆教授当时曾在文章中写道:“‘红塔山’卷烟品牌的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。有中央领导称它为‘印钞工厂’。”1993年,玉溪卷烟厂借“红塔山”这个响彻全国的品牌改名为“红塔集团”。

而让业界津津乐道的,就是在企业最具成长意义的17年发展历程中,为国家累积创利税高达991亿元,每年上缴税金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%。这在当时甚至到今天,都是“天文数字”。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,他时刻思考的都是为国家创收。

“我这一生,对得起国家,对得起社会,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,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褚时健曾说。这一点直到他晚年,到今天,也从未改变。

今天来看,在褚时健的掌舵下,玉溪卷烟厂和红塔集团的发展史,已经成为一部中国民族工业改革创新、精益求精、创造财富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演进史。迄今为止,能同时做到这一点的,中国企业界至今尚无第二人。

“山高人为峰”,一句厚重的广告语,也成就了褚时健人生历程中“中国烟草大王”的历史地位。

用陨落“开启”新时代

就在褚时健红遍全国,走到人生巅峰时,为国家创造巨额税收的他,却在1996年被送上了被告席。

由于体制问题,他在玉溪卷烟厂创造的辉煌,因为一些微妙的“贪污受贿”举报而戛然而止。事实上,在他进入玉溪卷烟厂的最初两年,就有亲友提醒:为国企做事,明哲保身是第一位,不求无功但求无过。稍有差错,极有可能给自己惹来大祸。

“大概盛极必衰,我其实也还是天真了。”他事后反思道。

更致命的打击是,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受此牵连,被关进监狱。10个月后,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,儿子也远避国外。

199919日,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一纸判决书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但由于他的贡献、经历不凡,引起全社会对国企经营者“59现象”的广泛关注和巨大争议,媒体一度称褚案为“历史的审判”。

执掌了17年红塔集团的明星企业家一下子跌到谷底,变成阶下囚,这样的人生打击可谓灭顶之灾。就像褚时健后来说的:“改革,总要付出代价的。”

那一年,年过70的褚时健入狱服刑。这一度在经济界引发巨大的同情。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时代,国企领导人本身就如刀尖上起舞,步步险关。他的“行为”在业界看来是一种对旧体制的顽强“抗争”,甚至有10多位企业界和学界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,呼吁“枪下留人”。《中外管理》杂志创始人杨沛霆教授也曾为其向有关部门奔走呼吁:国企经营者失足,国家也有责任。

而他作为企业家特有的贡献与价值,在这时反而获得了企业界更多的关注与认可。包括后来,王石在探望褚时健以后也感慨地说:“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,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。”

入狱期间,褚时健选择不再与命运“抗争”,而是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大半辈子的风雨洗礼,早已把他的意志力锤打得无比坚定。

但是,监狱就是监狱,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失去自由,很多时候,褚时健只能孤独地在监狱的图书室里数着日子过每一天。其间,在图书室里负责登记借书、还书是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事。

在监狱服刑一段时间后,褚时健因为有立功表现被减刑至17年。20015月,他因糖尿病严重获批保外就医,回到家中并被限制活动在老家哀牢山一带。

他的人生似乎燃起一丝新的希望。

超高龄再创业

思想的转折,源自弟弟褚时佐的几次狱中探望。

早在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当厂长期间,因为强调亲属不能沾他这个厂长的光,所以褚时佐一直活跃在新平县一带,从事种植和养殖。有一次,褚时佐带来了一些橙子给褚时健,褚时健品尝后称赞:很清甜,和别的橙子不一样。

当弟弟告诉他,这是自己从别处引进的一种原产湖南的冰糖橙以后,褚时健立刻对橙子来了兴致,并鼓励弟弟大量种植。

没想到这个闲聊,成为了他“劫后余生”的下一站目标。

褚时健回到家中休养一段时间后,他还是闲不住,琢磨着“总要做点什么”。思来想去,和老伴多次商量过后,褚时健最终把心思锁定了在狱中和弟弟谈及的冰糖橙上。种植农作物,可不是简单的事,劳神又费力,并且需要长期投入。

但从他自身来说,对于一个曾经叱咤全国的风云人物,在玉溪卷烟厂的高光时期被拉下领军人的位置,当然是遗憾,也还有内心的不甘。

“成就感”这个词,在褚时健的人生字典里一直都在。他需要继续找点事情做,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力量。

之所以决定种橙子,褚时健说自己属牛,“一辈子都要劳动,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”。从早年间经营新平糖厂到拯救玉溪卷烟厂,褚时健对农业和种植都有着很强的亲切感。尽管种橙子没经验,他心中却自有定数。

云南这片广阔的土地,天然适合搞种植。白天日照长,昼夜温差大,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。而在褚时健所在的新平境内哀牢山一带,更有着丰富且干净的水源,“很适合种植水果”。

“橙子在水果里味道营养都好,但并没有太普及。如果种出一个好的品种来,对市场来说是件好事。”褚时健决定:要种就种好东西。

他的种植计划是:高品质、大规模。

2002年,褚时健向朋友陆续借到1000多万元,包下哀牢山上2400亩荒地,和老伴马静芬一起进山、开荒。对于74岁高龄的褚时健来说,这无异于征服了“红塔山”之后,又要征服另一座真正的大山。谁能保证一定会成功?

褚时健说:“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,任何情况下,都应该有所作为,这是对自己负责任。人不光要承受苦难,还要有战胜苦难的能力。”

这一年,褚时健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公司,并为要种植的冰糖橙取名“云冠”。公司法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均由马静芬担任,而他自己因身份所限,仅以“顾问”挂名。实际上,褚时健是真正的“操盘手”,这样的事他要亲力亲为。

用工业化思维种橙

一个核心的问题:2400亩的荒山如何种出好橙子,如何管理?

《褚时健传》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他的历史:

1980年代末,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实施改革时,大规模建设“第一车间”,在烟厂附近的玉溪、通海县以及相邻的江川县三个地方建立优质烟叶基地。“第一车间”也就是烟田,卷烟厂和当地烟农签订合同,按照烟厂的规定种植烟草。

“第一车间”的成功,让褚时健认识到了工业化、标准化的好处。

这一次,他决定如法炮制,采用工业的方式来种橙:一改农业过往粗放的种植方式,请来专业种植人才,对土壤结构、种植周期、植物方式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量化。量化思维就是典型的工业化、标准化思维。

例如:褚时健要求,果园内20厘米以上的杂草要清除干净;在花芽现蕾时,要用0.2%的磷酸二氢钾+0.15%的硼砂喷花;施肥沟,深30厘米、宽20厘米、长80-100厘米;每株施有机肥7.5公斤+复合肥0.3公斤。

那些从小都是跟随长辈经验来种地的农民,哪里懂得这些?只知道春耕秋收,有虫打虫,天干浇水。但褚时健的要求却是数字化的:深挖地要多少厘米、株距行距、农药的喷洒量、剪枝到多少厘米。

刚开始,农户一度罢工。

但褚时健采取的措施是:培训+奖惩。一方面培训农户们的专业知识和具体的操作能力,同时强化作业长的带头作用。另一方面,则是明晰的奖惩制度。

例如:在焚烧疏除枝梢及剪除的干枯枝时,若烧着果树,扣预支生活费50100元。2月份溃疡病检查,四年生树及挂果树按15片叶/株的标准,扣除预支生活费10/株等。褚时健用细到不能再细的条文,约束农户们必须往工厂化管理的方向上走。

早在玉溪卷烟厂期间,褚时健就不遗余力地对种植烟叶的烟农给予各种补助。在褚时健看来:把利益共享问题解决了,农户比自己都要对工作负责。

2007年前,褚时健针对农户,采取的薪酬制度是每月固定工资加奖金,同时还提供水电沼气、厨房厕所一应俱全的住房。

2007年后,果园大量的树开始结果,收获量达2000多吨后褚时健又采取另一种薪酬制度:每人每月按时领到2000元借发工资。到年底果子收获后,按农户交出的橙子的总量和等级两个标准算出收入总量,刨除借发工资,剩下的发给农户。这是人员稳定的最大保证,要知道农民随时把自己处于“移动”的状态,哪儿挣钱就去哪儿。第一年,褚时健就遇到了不少不打招呼就全铺盖卷走人的情况。

在收入高低的比较下,农户们都愿意做到高产量、高品质,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:按照褚老板严格、精细的生产制度来办。

几年下来,农户渐渐把依照标准办事视为寻常。一名农户在果园碰到马静芬,马静芬问:干得开不开心?”农户回答:“开心的嘛!你赶我走我都不走。”

用减法计算出来的利润

做农业,要有经营意识和科学技术,才能创造出更可观的价值。

从投入到产出,褚时健的脑子里早已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:“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,干事情要有效益。”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,到农场学做烧酒积累下来的经验。很多年来,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思维习惯。

这样的思维习惯,使得哀牢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砍伐果树的事件。

2007年前后,在第一批“褚橙”刚刚挂果的时候,产量不如人意。后来通过专家和作业长们反复试验,最后得出一个结论:经过间伐过的果树长势明显要比原来的好。

于是,他一拍桌子:“砍!每亩砍到80棵左右!”当时农户们很不情愿。褚时健当然不是武断行事,在他看来“砍”意味着要追求未来的发展。鉴于这种情况,他当即立了一条新规:砍一棵补贴30-40元。就这样,在2006-2009年间橙园果树基本维持在每亩80棵左右的合理规模。

褚时健算得清楚,这就是效益。这样能使果树有足够的间距和营养吸收,保证每棵平均结240个橙子。同时因为“舍得砍”,他的果树挂果年限可长达30年;而普通情况仅有8-9年。按照褚时健的思路,每棵树每个月都要进行“修剪”,让阳光可以从每个角度都能照到每棵橙子,以保证良好的生长。

2008年那年,湖南、江西等冰糖橙原产地遭遇雪灾。褚时健当年就有一个预判:冰糖橙丰产地一旦受灾,就会影响未来几年冰糖橙的市场供需。

而前几年他的果园建成初期,不仅种下了冰糖橙,还种下了5万棵温州蜜柑。2009年,褚时健果断把已种下六七年的5万棵温州蜜柑全部砍掉,改种冰糖橙。让果农们“肝肠寸断”的决定,最后竟实现了大丰收:总产量达4000吨,公司盈利破千万元。从2006年到2013年,橙子平均每年有1.37千吨的增长量;到了2014年,公司实现销售额1亿多元,纯利润7000多万元。

但是在2015年,橙子出现了个头小、皮色不均、口感酸、坏果率高等质量不佳现象。反应到市场上,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。褚时健为此在媒体上公开道歉,并提出了对质量、途径、品牌等的具体改善办法。第二年,断然砍掉了3.7万棵树。

为了结出更高品质的橙子,他把当年在玉溪卷烟厂打造的质量观再次用到种植上。亲自设计出甜酸比241的口味,与其他偏酸口味的外国橙形成鲜明的区别。由于成色姣好、酸甜适口,每斤12元左右的“褚橙”,比市场价格贵出许多,反而供不应求。

“无论做什么都要有敬畏心。要是果子不好吃、品质不高,人家凭什么真金白银买你一个老头子的账?”一生大起大落,悲壮如山,直到耄耋之年,老爷子的骨子里还是透着那股牛劲儿。“我希望人家说起我时,会说上一句:褚时健这个人,还是做了一些事情。”

当精神嫁接上时代

“褚橙”大火,最初是在互联网上。

201211月,在褚时健的外孙女婿李亚鑫的操办下,他们的橙子借助一家电商平台销售,上线头一天就在北京创下了销售1500箱、超过7吨的惊人纪录。

于是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认识、敬佩褚时健这个被主流淡忘多年的“历史人物”,也因此,不计其数的企业家、学者、媒体开始重新涌向哀牢山,探底他的商业秘籍。

这几年,借助互联网的力量,“褚橙”每年冬天一上市,短短一个月时间就被抢售一空,“一果难求”。

褚时健的一生绝对“传奇”。而这一回,则完全体现了他与时俱进的思想。一开始对于网上销售,褚时健有些迟疑,但他还是同意“可以试试”。

李亚鑫最终完成了这个“试水”,且效果出人意料。这个不寻常的外孙女婿,自2008年起从加拿大回国,便扎根哀牢山,一手建立了“褚橙”的营销体系。

而褚时健的独子褚一斌在海外漂泊20多年后,也被父亲说服,从新加坡回来安心种橙。家大业大,褚时健二次创业打下来的“江山”,越来越雄壮。

2018117日,“褚橙”庄园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: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成立,儿子褚一斌出任公司总经理,褚时健任董事长。看起来,在商海大潮中叱咤一生的褚时健,可以卸下重重的担子了。

还挂念着国家

今年,褚时健90岁。

虽然说话迟缓,自嘲“糊涂”,其思维却远非同龄人能相比。在2018年盛春之际,面对《中外管理》杂志总编杨光一行的来访,褚时健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往往不会直接回答,而是一字一句地聚焦于自己关注的问题和思考:

“我们现在的经济,GDP照计划上增长百分之六点几是稳的,但是税收增长太小。税收增加小了,就不敢多拿点钱来改善大家的生活,不敢。花多了,国家也支付不起。要税收增加,国家靠税收。老美,老美他歪(云南方言,厉害),它强,就是靠税收。”

大半生为国尽忠,暮年却身陷囹圄。但在90岁高龄时,褚时健思考的仍然是,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强大。“这绝不是‘秀’。因为他已不需要秀,他也无力去秀。当一个人所有的‘能力’都随着衰老而逐渐褪去时,最后剩下而袒露出来的,恰恰是一颗最真实的心。”杨光总编走出褚家回望这座小楼里的主人背影时,不禁由衷感叹。

责任编辑:谢丹丹

来源:《中外管理》

 
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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