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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四五”造富浪潮下,如何拥抱“新实体经济”?
作者:  发布日期:2020-11-24  点击数:5044 次

 “十四五”,新一轮造富期下的大机遇系列之二——“十四五”新一轮造富浪潮下,如何抓住实体经济可能造就的机会点?

文:本刊记者  史亚娟   责任编辑:李靖

 

拥有稳健坚实的实体经济,是我国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。

2020年10月26-29日,十九届五中全会为“十四五”时期我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做出了重要部署:“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,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、质量强国、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,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、产业链现代化,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……”,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、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,意义深远而重大。

作为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,“十四五”传递出的信息量值得深入回味。新时期,为何把实体经济摆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?

其实早在“十三五”时期,中央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就作了多次重要部署,无论是强调“着力振兴实体经济”“夯实实体经济根基”,还是提出“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”,底层逻辑均没有脱离开“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”。

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,注定也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新的未来。

《中外管理》采访的众多一线投资者,产业专家,都表达了近乎一致的看法:“十四五”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。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,大力发展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,有助于我国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,掌握发展主动权,塑造国际竞争优势。其中,数字化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助推力;战略性新兴产业,代表着未来产业变革的新方向。

在“十四五”新一轮造富浪潮下,如何抓住实体经济可能造就的机会点,前瞻性地展开布局?

 

1

“十四五”,从更宏大历史维度审视实体制造业

当前,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,即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现代化建设两段征程的历史交汇点,这意味着,“十四五”规划天然就带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。

在这一关键节点,国家为何重点围绕实体经济做规划部署?

达泰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叶卫刚分析认为:国家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实体经济摆在一个战略性高度,是看到了西方国家过去10-20年间走过的“脱实向虚”的弯路。

“以美国为例,过去4年,美国经济为什么被特朗普折腾得这么厉害?主要因为美国‘脱实向虚’太严重了。过去20年间,美国基本上把大量实体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外包出去了,这导致美国经济的‘空心化’,制造业和农业都不景气、失业率大增,至少一半民众的获得感不足,政局也不稳定。除了美国,英、德、法等西欧国家也有类似问题。”

事实上,中国也同样走过一段“脱实向虚”的弯路。过去5-10年间,大量热钱涌向“模式创新”,电商、互联网、网红经济等大行其道。但客观评判,虚拟经济对于中国总体实力的提升,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。

对此,创客共赢基金创始合伙人李建军表示认同。

他告诉《中外管理》:近几年实体经济的受重视程度,确实不如虚拟经济。所以,“十四五”时期,中央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做调整规划是必然的。近期四大金融监管部门约谈蚂蚁金服就可以看出,国家加大对金融反垄断的监管,就是一次对虚拟经济重新定义的过程。 

“经过这次疫情,以及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后会发现,是实体经济在支撑国家的发展,实体经济才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。尤其是制造业,对稳定就业、改善民生,以及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。而且,当一国外部受到冲击时,国内实体经济稳定就会很安全。”李建军分析:“但过度倾向虚拟经济,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比如过度使用金融工具创新、信用评级,容易让企业钻货币政策监管放松的空子,将引发极高的风险。”

 “总之,我们要把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更宏大的历史维度上去把握。”赛迪智库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如是总结道。
他认为: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,各国围绕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——发达国家加快推进再工业化、新兴国家加速快工业化,我国产业体系面临着两端挤压的挑战。而制造业,是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、争夺产业链价值链控制力和话语权的角力场;发展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,则有助于我国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。

 

2

与数、智、信息科技深度融合的“新实体经济”

在十九大报告相关论述中,并非笼而统之地强调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,而是进一步揭示了未来5年,我们将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实体经济?

譬如在解读何谓“制造强国”时,报告就指出:“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,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相融合。”由此可见,我们所期许的,“能够承载经济着力点”的实体经济,是一种将数智信息科技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“新实体经济”。

李建军分析:“十四五”期间,实体经济在和新技术结合的过程中,将碰撞出很多火花。比如工业互联网对传统实业的改造,带来的影响就是巨大的,势必会淘汰一批落后产能,但那些与工业自动化、工业互联网深入结合的产能,将会被重点挖掘。包括整个工业企业的SaaS系统、数据上云……而且,这些都是能够从底层提升工业化效率的经济形态,对于投资、创业都是利好。

实体经济的数字化,对人才的需求同样是巨大的。

“以前只需要生产线‘基础工人’,未来需要的则是‘数字化工人’。这些高级蓝领,不仅要对工业互联网有一定的理解认知,还要熟练掌握物联网、传感器等相关新技术应用……由此,不管是整个市场的需求,还是对人才的更新换代,‘新’实体经济都蕴含着丰富的创富机会。”李建军举例。

叶卫刚表示: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,从高科技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,都是不变的,所以,中国未来的发展,高科技环节必须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。另外,供应链环节也是一样,低端产能都转移出去无所谓,但制造业核心环节要留在中国。所以,对于那些依赖进口的高端制造业而言,亟需尽快找到自主可控的国产替代途径。

“以上是国家早在两三年前就看得很清楚的趋势,这次借‘十四五’规划又强调了一下,也透露出很多政策红利。尤其对达泰这种从创立第一天就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基金,更是利好。因为我们投资的企业,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,投资企业的合作伙伴也大多来自实体经济。”叶卫刚说:“但对于习惯靠虚拟经济赚快钱的基金而言,将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。

对于每一次的政策风向标,投资人的反应都是迅速的。早在一年前,资本市场很多从来不做硬科技、不投实体的基金,就开始转变赛道,从模式创新向硬科技方向转型。但正如叶卫刚所言,这类基金因为缺少产业积累,也没有投资硬科技项目的经验,未来的转型之路,势必漫长而艰难。
叶卫刚提醒,未来几年二级市场和to IPO阶段的硬科技投资,像芯片、生物医药的泡沫应该会很大。“因为有人还想着像10年前追逐风口上的‘猪’那样——先把钱赚过来,再找一些相对成熟的to IPO项目投资……但股权投资领域,‘赚快钱’的思路本身就是歪的。”

 

3

未来5年,数字化转型将成企业战略的必选题

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,总体规模从“十三五”初的11万亿元,增长到2019年的35.8万亿元,占GDP比重36.2%,对GDP的贡献率为67.7%。而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,我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交易额均居世界首位,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,催生出大量新业态新模式。

另外,在网络建设方面,“十三五”以来,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,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一半以上,5G商用迈出坚实步伐,已累计开通5G基站69万个,连接用户数超过1.6亿。数字化将促实体经济更好发展。

由此可见,从“十二五”到“十三五”,从信息化到网络经济,经过这十年的发展,我国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。

展望“十四五”,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又是什么?

富国富民(北京)资本董事长王世渝向《中外管理》谈道:“十四五”规划所讲的“企业数字化转型”,是基于5G时代后数字技术更加复杂,取得了更大进步,加上5G大带宽、大容量、低延时的特征,给原来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巨大空间,进而创造出的更多企业数字化转型机会……更重要的是,这种数字化转型机会,不仅是传统企业的,也是互联网企业的。”

“比如目前大量门户网站,就需要通过对复杂数字技术的应用,比如:大数据,云计算、物联网、AI等,从普通互联网公司,向更高效、更高科技含量的数字化公司转型。”王世渝解释:“所以,2020年作为‘十四五’的规划之年,数字化转型不再是战略选择题,而将成为企业战略的必选题,这点对所有企业适用。未来5年,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快与慢,成与败,关乎的不仅仅是增长速率的问题,还决定着能否生存下去。”

叶卫刚补充:新的历史时期,国家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前,首先要把竞争环境搞得公平一点。不管是阿里巴巴,还是蚂蚁金服,互联网公司该交的税也得交,只有让互联网企业交的税跟实体商场一样了,整个产业体系数字化才能实现。“过去几年,电商企业基本不交税,而实体经济企业,房租高、税收高,员工成本也高,政策一直在向虚拟经济倾斜,两者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。”

4

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需要补足短板、锻造长版

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部署中,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了重要位置。

回顾“十三五”期间,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,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。其中,2019年,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1.5%,比2014年提高3.9个百分点,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。

李建军表示,“十四五”时期,国家会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,企业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寻找机会:

一方面,重点布局包括芯片、集成电路等面临“卡脖子”问题的关键领域;另一方面,重点聚焦新兴信息产业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代表产业链升级大方向的重点领域。具体如下:

一是新材料。包括特种功能材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,这是两个重要方向。因为新材料的应用,会对相关产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,甚至带来颠覆性影响。比如新材料在电池里的应用,新材料在手机上的应用,新材料在服装上的应用等。中国像石墨烯、超导等重要新材料研发尚处于实验室阶段。在很多新兴产业方面,中国和国外的差别并不是没有,而是尚未形成产业化。

二是新能源。包括核能、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质能等。尤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,中国在汽车工业方面已经落后国外很多代,好不容易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了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,国家一定会不惜余力地大力推广。毕竟在新能源技术上,中国不比国外差。

三是新兴信息产业。包括高性能的集成电路和高端软件。比如手机里最常用的 CAD软件,中国仅限于芯片设计环节,缺少类似CAD这样底层的东西,这意味着,所有高端软件中国大多无法自己生产。所以,解决这方面应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,必将是未来一个大方向。 

四是高端制造。重点是航空航天、海洋工程设备和高端智能装备。这些也是我国相对“卡脖子”的领域,但前景也是非常好的。

叶卫刚提醒,解决技术“卡脖子”问题时,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,即不能从以前那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,一下子回到计划经济那种以“举国体制”来抵制“卡脖子”问题。
“因为,中国能被‘卡脖子’的环节太多了,上上下下能找出几千个点来,这是整个工业基础的问题,与其把钱集中起来给几个效率低的巨无霸企业,不如把钱分散,通过市场化投资机构的力量,去扶持大量创新型企业,让一个个小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也就是,要靠市场的手段去培育一个生态系统。”

来源:中外管理

 

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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